高晓瑞 | 及门弟子与追随者的共同演绎 ——从师承关系的角度重看“整理国故”
高晓瑞
引言
在风云变幻的1920年代，有识之士刚刚兴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他们提倡白话文，并大量吸纳西方思想，一时间新思潮如雨后春笋，纷纷盛放于中国大地。但作为有着几千年历史积淀的文化大国，传统文化并不会轻易在“五四”的冲击下偃旗息鼓，甲寅派、学衡派、鸳鸯蝴蝶派等都纷纷以反对的姿态出现。新文学虽保有风雷之势，却仍需小心应对旧阵营的反扑。有意思的是，在1919年新旧势力交战正酣之际，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却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文学界诸君多认为此举似有反流之意，惟胡适门生顾颉刚等人大力支持，看似与其无关的新兴社团文学研究会竟也紧随其后，在机关刊物《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上特辟专栏从正面宣传这一主张。
胡适、顾颉刚以及文学研究会同人之间有何关系？他们之间的现代师承关系是如何构建起来的？他们对“整理国故”这个具体事件的态度以及后续处理方式体现着何种心理？以下便以“整理国故”运动为例，试图探讨师承关系与五四时期文学思潮及文学论争的关系。
一、从胡适与文学研究会的渊源谈起
在五四文坛有两种势力能大放光彩，一种是引领新文学潮流的文坛大师，二是能聚集同人的文学社团。五四时期的文坛大师们多具有留学背景，他们利用全新的西方知识批判与否定传统文化，以其新锐的观念在青年中激起波澜，吸引一批又一批的学子成为其追随者。胡适就是这样一个典范。胡适自1910年始于美国留学七年，还未归国时便将《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稿寄给了陈独秀，并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5期上，陈独秀亦在下一期刊出了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为胡适进行声援。新文化运动由此展开，胡适也因倡导“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自此以后，胡适的主张或是研究方向皆能吸引很多青年的支持与跟随。一时之间，能称“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为了当时文人颇感荣耀之事，更不用说能得胡适授课的学生们了。张中行在回忆起胡适时称：“‘五四’前后，胡博士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主要原因自然是笔勤，并触及当时文化方面的尖锐问题，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文学革命。还有个原因，即是他喜爱社交，长于社交。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所以同他有交往就成为文士必备的资历之一，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虽然不免有人暗嘲胡适的好客与交游，但不能忽略的是，与胡适的相交确实能成为进入新文人群体的敲门砖。胡适当时既在北大授课，平日里还要待客和复信以及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因此若青年学子有意要与胡适来往，最便捷方式的便是听课和写信了。
胡适
李泽厚称“胡适、陈独秀、鲁迅都开创了思想范式（Paradigm），从而都指导、决定和影响了很大一批人。胡适在学术领域内，陈独秀在革命领域内，鲁迅在文学领域内，都各有一大批思想和事业的承继者、追随者、景仰者。” 他强调相比于陈独秀在政治上的主张和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胡适的影响力首先是在学术的范畴内的。譬如他一生学术研究涉及文史哲三个领域，虽然每个领域都近乎浅尝辄止：例如青年时便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却直至老年都未能完成卷下；文学领域内他亦写出《〈红楼梦〉考证》，影响其弟子俞平伯及周汝昌在红学上的跋涉；史学上更是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原则，创造性地对历史进行反思，促进其弟子顾颉刚“古史辨”史学研究方法的提出，使192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盛行起同时吸纳中西观念的“疑古辨伪”主张。当然客观上讲，胡适学术研究的涉猎面虽广却并不专精，成果甚至不如其弟子，但他极具开创性的主张却影响了五四后文史哲等领域研究的更新，打破了儒家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的主体地位，如同余英时所说的“他的思想在上层文化领域之内所造成的震动更为激烈、更为广泛。” 因而胡适在文化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而他对弟子们的影响也恰恰在于学术和观念传承上。
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兴起，传统座主门生关系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学为依托的新型师生关系。通过课堂的讲授，大师们可以拥有很多学生，而听其授课的人亦可自称为大师弟子。可对于现代学术传承而言，能被称为弟子的人，除了需要亲沐大师思想，更要能传承其精神。因此能被称作胡门弟子的，除了直接受教于胡适并承传其主张的顾颉刚、傅斯年、俞平伯、郭绍虞、罗尔纲、吴晗、苏雪林、周汝昌等人；还有一些虽未听过课、却受过胡适的帮助与提携的人。他们在文化圈里与胡适惺惺相惜，也与之形成了独有的文化圈子，譬如沈从文等京派成员，他们年纪较胡适轻，也曾在创作上受其影响，因此他们亦能被算成另一脉的胡门弟子。胡适及其弟子在文学上的创作与主张，构成了现代文学史上无数受人追捧或批判的学术范例，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论争与探讨，则同样推动着现代学术发展的进程。在此过程中，胡适作为师父的意义也被不断地塑造和完善起来。但需注意的是，以往把某场论战单列出来的研究方法，虽能清晰地展现论争双方的观点、态度及关注点，却忽略了参与论争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和结盟的原因，若从现代师承关系入手，或能一窥现代文学论争的另一面。
李泽厚
五四初期在文坛掀起巨大风波的“整理国故”运动，就是集合了新文化运动大师、大师弟子以及大师追随者的一场运动。“整理国故”运动顺承新文化运动潮流而起，虽有北大国学门中毛子水等人的论争在先，但作为一面旗帜使的，终要落到胡适头上。作为胡适弟子的顾颉刚等人，在北大读书时曾选修胡适“中国哲学史”课程，胡适新颖的观念让顾颉刚耳目一新。顾氏甚至还向好友傅斯年推荐，“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裁断，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学家。” 在胡适的学识及人格感召下，哲学系的顾颉刚与国文系的傅斯年都开始追随胡适，并在史学研究上做出了巨大成就，算是继承胡适衣钵的弟子。因此在“整理国故”运动兴起之后，他们大力支持师父是理所当然的。然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它的兴起定然不会只有胡适及其二三弟子的参与。
回顾围绕“整理国故”论争的始终，我们会发现看似与胡适并无太大瓜葛的文学研究会反而成了呼吁此运动最大的助力，而从参与人员的交往上看，才逐渐发掘其因由。文学研究会是受五四之风影响下兴起的第一个纯文学社团，其人员构成却十分复杂。首先是以郑振铎为中心，活动于北京，以《新社会》和《人道月刊》为依托聚集起来的作家群，如耿济之、王统照、许地山等人。这批青年人热衷于社会活动与新文学运动，交游颇广，与新潮社的郭绍虞、孙伏园等亦是好友。其次，文学研究会还囊括了当时北京的著名学者如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以及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从人员构成上看，文学研究会堪称聚合人才最广的社团。而在文学研究会发起人及主要成员中，竟可以发现好几位是胡适弟子，譬如顾颉刚、俞平伯、郭绍虞以及与胡适亦师亦友的徐志摩 。因此从人际交往上看，文学研究会与胡门的主要弟子实际上是有人员上的交叉的。
五四时期新思想的提出主要是倚赖文坛领袖，青年若想在文坛立稳脚跟无非两条路，一是跟随大师踏出的道路做新观念的摇旗呐喊者，二是自立门户，以“打架”的姿态发起论争，利用舆论的力量获得与大师分庭抗礼的文坛地位。文学研究会成员显然选择的是第一条道路，这一方面与其“中产阶级的稳健风度” 相关，另一方面则归功于部分成员与胡适的师徒关系。有了这层关系，文研会诸人进入文坛似乎有了大师弟子身份的保护伞，而作为大师的追随者，势必需要顺应师父主张并加以倡导。因此在“整理国故”这场运动中，胡适首倡，及门弟子顾颉刚、俞平伯等人利用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报》进行专题讨论，再有文学研究会诸人进行倡导并扩大声势。这一场文学思潮，便在大师及其弟子以及追随者的互动中席卷新文坛。而从师承关系的角度重看这场运动，不仅提供了一个新角度，亦可从其论争中看出弟子与追随者态度变化的异同，反思现代师承关系的特点。
二、师父的主张：
整理国故的提出
在“整理国故”的运动中，首先需要梳理的是师父观点的产生。早在1919年12月，胡适便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他在文中高调地把“整理国故”当作新思潮的四大纲领之一，放在“研究问题、输入学理”之后，使之成为“再造文明” 的手段。具体到新思潮的根本意义，胡适则指出一切的宗旨在于“评判的态度” 。“评判”一词之意采用尼采的观点，即“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认为研究者在面对一切社会问题之时，都应抱有“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 。“整理国故”之说同样也在被评判与重估的范围之内。在胡适看来，“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传统文化的“真价值”“真意义”被“胡说”“武断”所掩盖，而明珠蒙尘的关键竟在于“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 ，由此导致中国两千年的文化态度竟是独尊儒术，贬斥其他，因而“整理国故”最终需达到一个各家都还他一个“真面目”“真价值”的目的。
从胡适的论述来看，在其一开始提出“整理国故”时，他对于旧有学术尤其是儒教思想的评价是不高的，此时他的主张在内在精神上其实是更偏向于“打倒孔家店”，并把儒教视作“国渣”。而对于何为真正该弘扬的“国粹”，胡适并没有清晰的说明，他刻意强调的“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反倒像是一种研究学术的价值取向，而非研究内容。但可以察觉到，胡适此时的观点较之“五四”初期已有缓和的倾向。他对“整理国故”的限定，使之既不同于守旧派的“浸淫于古籍”，又不同于新派的“有新无旧”，呈现出中立客观的学术态度。
《新青年》
这种态度的转移是符合新文学建设的。“五四”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之后，大力引进西方文化，但现代文学却缺乏了一个正宗的“来源”，即现代文学亟需回答它该归根于何处这一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纵然把西方当作“师父”，也依旧无法解决它立足的合理性。归根结底，它只能从中国文化本身找来源。正如学者论，“他们提倡白话文，并确认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里的正宗地位，而中国的白话文学恰恰又是传统文学的一部分，这使他们不得不又回到传统，重新发现中国文学的新传统。” 在明了胡适等人提出“整理国故”的动因后，还需明了他们之所以区别于传统的国粹论者的关键就在于“评判的态度”与“科学的精神”，以“科学的精神”来弄清楚古人的含义，以“评判的态度”来还作品一个本来面目。如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所说的，整理国故者在进入“评判”这一层面时，宜“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 。因此“整理国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环，也就在于时刻怀着“对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来进行自己的“寻根”了。如早期研究者伍启元所说的“要提倡新文化，就不能不对旧文化有所认识；要打倒旧文化，更应先明白旧文化为什么要被打倒。所以新文化运动者就不惜用他们的时光，用他们的智力，用他们的新方法，向故纸堆中去研究”，或是陈端志的“整理国故”是新文化运动“不可越过的一种步骤”。 就领导者而言，他们是力图把“五四”那种极端的、抑东扬西的宣传方法，逐步地引导并走向学术研究的层面，“以历史研究所特有的纵深度，以为一结合新旧文化的现代文明在中国之诞生，提供一块足以连结古今，沟通中西的基石。”
统而观之，在19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被新旧势力各自利用，形成一场新旧混杂的国学运动后，能真正代表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初衷的，唯有看其是否遵循了“科学的精神”和“评判的态度”。作为大师追随者的文学研究会也恰是沿着胡适提出的这种方向前进下去的，不仅是因为文学研究会中的一部分成员与胡适有师徒关系，更因为胡适的学术研究方法与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文学理念产生了极大共鸣。文学青年遵从前辈的道路自然能更容易地找准方向，但文学研究会大力宣传“整理国故”也并不仅是听将令。其实早在1920年代初，曾经不遗余力抨击旧文学的周作人便在文章中对旧文化表示了肯定的态度，“研究本国的古文学，乃是国民的权利，因为古书乃是前人经验的积聚，新文学创作者若要达到艺术上的造诣，则古文学也有一读的价值，可以涵养创作力或鉴赏文艺的趣味。” 不论是受“整理国故”思潮的影响，或是对文学研究会主张的响应，此时的周作人对古文学的态度已大为缓和，甚至觉得新文学者想要更进一步或可通过学习研究旧文学来实现。
郑振铎
其实对于大部分“五四”人而言，破与立是时刻悬在心中的天平，任何一方不可偏废。在大量引入西方思想后，如何对待传统、新传统建立在何种基础上，都是需要深思的问题。且不论知识分子们浸染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一时的否定到底能让大众信服多久，其实他们自己，也大都逃不了对传统的依赖。就连年轻的读者都注意到文学研究会并未完全实践其宣言。万良浚曾致信沈雁冰，称“先生辈所组织之文学研究会，章程上所定宗旨，谓创造新文学，介绍西洋文学，整理中国固有文学；两年来贵会对于宗旨之实行如前两项，可谓尽创造与介绍之能事，此可于《小说月报》中觇之，至于整理中国固有文学一项，迄今未见有何表现。” 沈雁冰回复称，“就我自己说，确是未曾下过怎样的研究功夫，不敢乱说，免得把非‘粹’的反认为‘粹’”，但对于章程中“整理中国固有文学一栏”，确是“同志日夜在念的” 。所以当“整理国故”之风吹到上海之后，文学研究会成员们便开始以实际行动响应这一号召，除了在所属刊物上集体发文讨论，另有值得注意的一环就是朴社的成立。
朴社的成立最初是为了摆脱书局剥削，追求思想自由。朴社的成员大都是商务印书馆的馆员，“商务当局尊重人才，编辑的薪水比较丰厚。商务注重培养人才，为了让编辑有较多的时间用于个人的学习和研究，每天上班时间只需6小时，此外每年还有相对固定的假期。这是好的一面，但也有相当苛刻的一面。商务当局要求编辑必须忠诚于商务，不能在书馆外做与在书馆内同一样的工作” 。且不论《小说月报》的内容出版受商务辖制，就算机关刊物《文学周报》亦需附于《时事新报》。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摆脱社会、书局乃至当局的牵制，唯有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出版社，因此在郑振铎等人提议下，每人每月贡献一定资金，集资出书。该社于1923年1月由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顾颉刚、王伯祥、周予同、谢六逸、陈达夫、常燕生十人共同发起，同年又有俞平伯、周维清、潘家洵、郭绍虞、耿济之、吴颂皋、陈万里、朱自清、陈乃干等先后加入，其人员构成和文学研究会基本相同。“社名‘朴社’是周予同提出来的，缘自‘朴学’——即干嘉考据学（又称‘汉学’）” ，据称周予同在听过钱玄同的课后，对清代“朴学”景仰不以，遂以此为名。 朴学重客观轻主观，重归纳轻演绎，胡适称它的出现，“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 ，所以文学研究会同人将其命名为此，足见他们对朴学之风的推崇。文研会成员在其机关刊物上亦不时为朴社成员刊登即将出版的图书广告，如俞平伯为其“霜枫丛书”所登，包含沈复的《浮生六记》，严既澄的《初日楼少作》，莫泊桑的《髭须及其他》，叶绍钧的《剑鞘》，把古今中外他认为创作得力之作合为一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严既澄的《初日楼少作》，刊严诗七十八首，词三十五首，俞平伯称之“月下微吟, 灯前浅醉, 如想在这境界中寻茜色芳年的残影, 大可读这本小诗集。良金美玉, 灼烁明珠, 令人爱玩。” 综上所述，文学研究会成员把社团主张与胡适的“整理国故”的号召联结在一起，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师父主张，并力图把它扩散出去形成一种潮流。但在短短两年后，文学研究会同人却又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惟有会中胡适的几个弟子还在私下继续着史学的研究。那么，现代师承关系中的及门弟子与追随者态度的变化对文学论争以及文学思潮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三、共同演绎：
弟子与追随者的参与
“整理国故”运动的风行也离不开胡适弟子及追随者的鼎力相助。如前所论，真正继承胡适研究方法与观念的弟子如顾颉刚、俞平伯等人，亦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但每个成员的学术背景不同，学术目标也不完全一致，在为社团刊物共同发声的过程中，往往可以发现各自不同的偏好。因此在探究他们的整体行动前，不妨看看他们的学术“日常”。顾颉刚与俞平伯师承胡适，学得研习历史的方法，亦养成对《红楼梦》研究的兴趣。因此在《文学周报》创立的最初几年，他们发表的文章亦多与传统文化相关，譬如顾颉刚连载发表《元曲选序录》，亦公开刊登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书信。所以从及门弟子的角度看，他们不仅赞同师父“整理国故”，还身体力行地进行实践。
文学研究会作为1920年代初率先成立的新文学社团之一，继《新青年》杂志改组后自动承担起引导新文学走向的重任。新一辈的文学研究会成员便在此时聚合起来，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自己“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 的主张。文学研究会在介绍世界文学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自不必谈，在培养新作家、创造新文学方面亦风生水起，但对于整理中国旧文学却迟迟没有大的主张。他们的迟疑自有道理，一方面是新文学刚刚兴起，根基并不牢靠，旧文学依然有广大的支持者，若贸然着手整理旧文学，恐怕会让其流入“国粹”一脉；其次，文学研究会虽有商务印书馆为背景，可会员多半为文坛新锐，连建会之时都要拉上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等文坛、政坛、军界人物作为依靠，可见他们走的基本属于一条跟随前辈以求闻达的道路，所以在面对“国故”这可新可旧的问题时，他们的位置亦决定了他们不会是首倡之人。
“整理国故”运动发端
然自1920年代初起，新文学的发源地却不断传来“整理国故”的号召，这股由新文学领袖胡适等人兴起的国故风亦吹到了上海。加之会里主要成员有胡适弟子，郑振铎等人自然机敏地响应起来。郑振铎于同年在《文学旬刊》发表了一篇《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通篇并未出现“整理国故”一词，然整篇文章确是对“整理国故”在新文学领域该如何运用发展有相对全面的概述，显示出南北新文学阵营的唱和。郑氏称新文学发展至今，“但是一般人还不大明了文学究竟是什么，也不大知道中国文学的真价所在”，所以新文学运动者应该做到“把中国人的传说的旧文学观改正过，非大大的先下一番整理的功夫，把金玉从沙石中分析出来不可。” 郑振铎首先做的是对整理范围的确定，把中国文学分为九类，之后又论及整理的方法，则称“（一）打破一切传袭的文学观念的勇气与（二）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不可了。” 通过此种理念和方法，最终实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统一。
郑振铎以其对时代脉搏的敏锐把握，既响应胡适的号召，又利用文学研究会的影响力在上海兴起讨论，使得文学研究会在文坛上俨然成为胡适坚定的支持者。郑振铎的推广确然产生了效果，可喜的是有部分青年注意到了这种倾向。汪馥泉就在读郑振铎的文章后认为“真是要详详细细地整理古代文学底一部分已足够消遣我们底一生了……我因为性之所近，拟从古代诗歌方面着手” ，更是提出应从当时的文学思潮与其他、搜集材料、考证材料、审定材料、作者传记、考证作者传记等六个方面入手，而中国文学浩如烟海，凭一人之力万难完成，莫若先成立一个“中国文学史研究会” 。郑振铎也顺水推舟，在主编的《文学旬刊》“杂谭”一栏里，讨论整理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更针对当时反对“整理国故”者的“隐忧”，称“我以为中国文学的研究，不仅是在发掘古代的宝藏、从尘土之中，将金沙淘洗出来，其更重大的使命，第一，乃在研究中国文学之主要源流，发见他的根本缺陷，示人以‘此路不通’，第二，乃是从本原上示大家以文学的正确的观念，扫除一切传统的见解……这种工作，与新文学的建设上正大有关系。” 第一点从“五四”的视角指出传统文学之缺陷应抛弃，而第二点则有还文学本来面目之意，提高小说等文学体裁的意味不言而喻。郑氏的提法颇似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所强调的还古人“本来面目”和“评判是非” ，更可看成是对胡适观点的延伸。舆论的准备风生水起，等到1923年“整理国故”之说在文学界已成风潮，文学研究会亦迎来了“整理国故”的专号。
不容忽视的还有一点。在1920年代初，虽新文学发展迅猛，但也并非是“一种胜负已定、新文学凯歌高奏的局面” ，各级学校的教员亦“几乎都是遗老” 。新旧双方剑拔弩张，兴起的任何话题都会被密切关注，以期为己方增加获胜筹码，“整理国故”即是这样一个可新可旧的话题。在胡适的倡导已形成风潮之时，文学研究会成员需要做的便是破除新文学阵营内部的惶惑不解了，这也是《小说月报》上“整理国故”专号的意义。郑振铎在这期专号前书一引子，称此场讨论“是由几个朋友引起的。他们对于现在提倡整理国故的举动，很抱杞忧。他们以为这是加于新文学的一种反动。” 为了明了“整理国故”乃是新文学运动组成的一部分，郑振铎在《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 。并列出两个理由：其一是“旧的文学的真面目的弊病”应被“根本打倒”，另一原因则在于“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固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先前的镜子上拂拭下去。” 郑振铎以文学研究会领军人的身份，坚定地指出“整理国故”不仅不会妨碍新文学，反而是其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提出新的研究方法，而在于把“整理国故”纳入新文学的潮流中。
顾颉刚
胡适弟子顾颉刚自然不会落后。《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一文则更强调还国故“本来面目”一环。他认为应抛弃古人“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观点，“立在家派之外，用平等的眼光去整理各家派或向来不入家派的思想学术……看出它们原有的地位，还给他们原有的价值……所以要整理国故，完全是为了要满足历史上的兴趣，或是研究学问的人要把它当作一种职业；并不是向古人去学本领，请古人来收徒弟。” 这种观点体现了“整理国故”重视末流，走向民间的倾向。其次他还指出，“新文学与国故并不是冤仇对垒的两处军队，乃是一种学问上的两个阶段。生在现在的人，要说现在的话，所以要有新文学运动。生在现在的人，要知道过去的生活状况，与现在各种境界的由来，所以要有整理国故的要求。” 顾颉刚曾参与北大国学门的建立，深谙“整理国故”真意。他不仅在认同“整理国故固是新文学运动中应有的事”上与郑振铎遥相呼应，更是点出“整理国故”的目的在于使人懂得“研究”它而非真正去“实行”它。
在郑振铎、顾颉刚之外，还有王伯祥的《国故的地位》。他认为“整理国故”是历史的观念，“新文学运动”是现代的精神，二者在今皆不可偏废。但是“无论什么事物，必有他历史上的过程，我们在历史上寻究他的来源，观察他的流变，当然也是分所应为的事，决不致一做这些工夫，生活便会倒向退步，仍旧回到从前的老路的。” 余祥森的《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则更为详尽地提出了对“整理国故”疑问的解答，从“国故有没有整理的价值”入手，称对待国故不应用“笼统的感情”完全否定，而应用“精确的理性”去分析。 余祥森在文章最后则让论证的关键回到了新文学建设上，认为“整理国故”恰巧分属“介绍古人的作品”一栏，与“翻译外国文学”并列起来，如此可以共同刺激作家的创作灵感。严既澄的《韵文及诗歌之整理》指出“整理，就是从浩如烟海，漫无端绪的载籍中，理出一条路来，使诵习的和学作的人得一条便利的可以遵循的正路。” 严既澄的观点似乎比之前诸家提出的以“现代精神”“重估一切价值”更为宽松，实则新旧兼备的观点亦是一种“现代精神”。从新文学阵营来看，严既澄的观念明显较胡适、郑振铎、顾颉刚等温和，可见即使其阵营内部彼此主张亦有差别。专号的结尾是沈雁冰的《心理上的障碍》，此文并未直接讨论“整理国故”与新文学的作用和意义，也未讨论其整理的方法，而是对社会上所流传的“循环论”进行批判。沈氏指出，“循环论”对青年的危害极大，所以希望“努力创造新文学与整理国故的人们”能致力于“消毒工夫” ，打破他们的谬误。
综上所述，《小说月报》的这期专号总体上确定了“整理国故”之于新文学建设的合法性，它不仅该是新文学中的一环，更对其建设大有裨益。诸文观点基本一致，惟侧重点不同，共同丰富了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其实在这场讨论中，我们隐约可以感受到此专号发起的动因。一方面是因为“整理国故”虽业已声势浩大，但在其内部却响起了不同的声音，文学研究会作为1920年代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其同人自觉应该对此有所回应，给青年树立正确的关于“整理国故”的观念。另一方面则是文研会对胡适观点的追随和响应。在这场讨论之后，《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上基本每期都会出现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此前的每期报纸多是关于外国文学的介绍，而“整理国故”讨论之后则特辟“读书杂记”一栏。如14卷第1号上就有郑振铎谈《碧鸡漫志》《孔雀东南飞》《李后主词》，顾颉刚《读书杂识二则》《诗声》等谈论中国文学的随笔，《小说月报》亦每期刊登此栏目，用以展示“整理”后的中国文学或“整理”的方法。统观1923年的报纸，可以看出文研会成员为如何“整理国故”和对待国故所做出的努力。
四、观念还是潮流：
从“转变”看及门弟子与追随者的差异
虽然“整理国故”之风日盛，可1920年代的文坛依然处在新旧争锋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它随时可能爆发出新的论争。新文学界在“整理国故”之风日盛后，却又迎来当头一击。随着对国故的重新重视，复古之风似又复燃。陈独秀在所编的《前锋》杂志上就已点名批评胡适在国学方面所花的精力，而吴敬恒更是写下《复蔡孑民先生书》和《箴洋八股化之理学》投往《晨报副刊》。前一篇文章主要谈的是现代社会应更重科学与工艺的问题，而后一篇文章则针对国内读古书的风气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称“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什么叫做国故，与我们现今的世界有什么相关。他不过是世界一种古董，应保存的罢了。” 言下之意，胡适及北大国学门，包括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整理国故”是大为不必的。除了吴敬恒，钱玄同亦对学界“复古”产生了警觉，他不仅对吴敬恒大加赞赏，更在致周作人的信中把他与陈独秀并举，称为“这几年来的真正优秀分子之中，思想最明白的人却只有两人：（1）吴敬恒，（2）陈独秀是也。” 虽有偏颇，却也道出了在新文学未取得完全胜利前学人的担忧，且担忧得不无道理。1920年代中期始文学界复古之风亦又开始甚嚣尘上，《甲寅》杂志立倡文言文，一时响应者众，以南京高师师生为背景的学衡一派，亦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口号行复古之事，一时颇有文言文回潮的趋势。
陈独秀
面对新文学界的舆论导向，文学研究会内部就“整理国故”问题产生了态度变化。在运动之初，文研会干将沈雁冰就未如郑振铎等人一般在刊物上热烈地助威，反而采取了审慎的观望态度。当反对声起，沈雁冰敏锐地发现了此种征兆，直接指出这种现象在新文学界中由来已久。文研会同人赵景深亦附议“许多青年近来沉醉于古文，蔑视新文学” 。时下《学衡》反对白话文主张文言文，自是“反动运动”的第一支，沈雁冰认为学衡诸人“本不敢如此猖獗的”，未曾想有人主张文学“呶呶不休”，他们竟也“攘臂加入”。其次，“近年来‘整理国故’对的声浪大盛，‘古书原因也有用处’，引得这班糊涂虫因风起波，居然高唱复古了。” 从沈雁冰的观点来看，他认为是整理国故的一班人，导致了新文学界的这一变动。
其实在沈氏之前，《文学》上就刊载出了一篇《国故大家应负的责任》。作者李茂生言辞犀利，直陈对治国故之人的不满，说到原因则是因为国故大家自己治国故便罢，非要“将自己的收获一一发表”，其次便是他们“侵占了教育上的权力”，给中学的课程中增加古文书目，最后李氏以一句话作结，“国故大家休矣，你们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事罢，不要再向青年们乃至社会上提倡了！” 同一期《文学》上，杂谭一栏里还有署名栋文的几则短论，称“国故在中学校里应否特别提倡，是一个问题，但以‘无常识’‘头脑不清’的人而在中学校里提倡国故，却未有不发生恶影响者……请这些提倡国故的先生们爱惜爱惜‘国故’，少倡提些吧！” 青年的来信反映了“整理国故”的一个趋势，即走向普及。普及其实是胡适为“整理国故”设定的一个目标，即把中学国文教育改革与中国历史文化的普及联系起来。胡适提到“整理国故，就是要使后人研究起来，不感受痛苦。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 他的这种整理国故，虽以西方理论为框架，目的却是普及传统文化。加上胡适与商务印书馆高层的合作，更是促进此类业书、教材大量发行，为“整理国故”由现代文坛转入中学起了巨大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亦可理解青年的质疑为何直接指向他们对“教育权力”的侵占了。
沈雁冰面对刊物上诸多青年的来信，觉得不能对此事缄口不言，加之他本来就对此事抱怀疑态度，因此又写出《进一步退两步》一文。文章一开头直指近年来的退步是因为新文学内部的倒退，“文学界的反动运动虽然是旧势力的反攻。但是假使新文学界本身牢固，没有裂缝，反动运动就极难蔓延，不幸新文学界在这两三年来，进了一步，却退了两步。” 此文看似在批复古运动，实则将矛头指向“整理国故”之事。所谓“进一步”指白话文所取得的正宗地位，而“退两步”一是指“做白话的朋友自己谦逊起来，自己先怀疑白话文是否能独立担负发表意见抒写情绪的重任”，二是“在白话文尚未在广遍的的社会里取得深切的信仰，建立不拔的根基时，忽然多数做白话文的朋友跟了几个专家的脚跟，埋头在故纸堆中，做他们的所谓‘整理国故’……社会上却引起了‘乱翻古书的流行病’” 。所以沈雁冰认为，因为这场发生在新文学界内部的倒退，“乃有目前的颇占优势的反动运动！” ，所以呼吁暂不应鼓励青年读古书。
沈雁冰
沈雁冰的态度影响了文学研究会大部分成员，他们亦纷纷对自己进行了反省。严既澄在文中谈到，“前日前在叶圣陶处闲话，听见圣陶，伯祥，雁冰诸君都说现在的学界里，似乎又鼓动了‘国故研究’热潮，恐怕再过不久的时候，国故的风头又要出个十足，也要蓬蓬勃勃地像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般，这真是骇人听闻的恶消息啊……我于是不得不恨‘吴老少年’——就是人老精神少的吴稚晖先生——的一流人太少了。我们自然应该攘臂而起，努力把吴老少年的唾余挥洒开去。” 这段文字不仅反映了严既澄本人的思想变化，更说明了叶圣陶、王伯祥、沈雁冰等文研会诸人对“整理国故”的新看法。他们在一年前的专号里曾正面鼓吹“整理国故”，而一年后就迅速改变态度，这种转变值得注意。虽然他们客观上也承认“整理国故”是新文学运动的“分内之事”，但立场却已悄然转变。严既澄更是直接指出，“我们的国故，是过去的时代的人的人生的产品，和今日的人生没有多大的关系，实不应拿出来占据少年人的有限的脑力和精神。” 至于“国故”的未来，他则认同吴敬恒的观点，以为此种事业只要有几个人来从事即可，不必普及于青年人中。
概括而言，文学研究会对“整理国故”的提倡起于对文坛领袖胡适的支持和社团自身设定的目标，但是随着1924年文坛上文言文的回潮、复古风气的兴盛，白话文的地位受到极大的挑战，文研会成员不得不反思这场“整理国故”的号召是否客观上给新文化运动的成果造成了伤害。虽有人仍能客观看待“整理国故”的意义，但亦有不少人认为它该负极大的责任。这场运动逐渐偃旗息鼓，最后成为少数学者的研究工作，惟有胡适弟子顾颉刚、俞平伯等人能继续进行着“整理国故”，并取得一定的实绩。“整理国故”从一开始的团体作战，到后来的集体倒戈，最终只剩胡门弟子还在坚持，某种意义上显示着现代师承关系对五四文学论争的参与，也显示着现代师承关系中，及门弟子与追随者对师父观念认同的差异。
一方面，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改革，现代大师借助其在大学中授课的经历拥有传承其理念的弟子。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报刊业和现代书局的发展，现代大师利用报刊等传播方式又在文坛迅速获得了一波对其观念服膺的青年人，这批青年人或组成文学社团，或寄书信与文坛大师，或是在报刊上发文响应大师号召，某种程度上组成了大师的追随者，亦可看成其外延弟子。从这个角度看，“整理国故”在文坛兴起到声势浩大，从人员参与的角度上讲，就是借助了胡适弟子如顾颉刚、俞平伯等人以及有胡门弟子加入的文学研究会的力量。但及门弟子与追随者却在运动受到质疑之后，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
文学研究会合影
从文学研究会的角度看，其同人以担负起文坛走向为己任，他们拥有着一种小心翼翼、瞻前顾后、左右平衡的态度，既要顺应文学领袖的主张，又要平衡和指引在宣传过程出现的质疑与否认。这体现出现代师承关系里所谓的“追随者”的一个特点，即他们的支持与顺应不是以情感或是伦理为动因的，而是以是否符合整个文学走向为目的。文学研究会同人在“整理国故”受到质疑后，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个观点正确或完善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与其他“主流”观点保持一致，体现了他们在“追随”之外的独立性。但现代师承关系中的“及门弟子”，却依然保持着传统师徒门派传承的特点，即使自己所处的社团对师父的主张进行反拨，自己也依然不改初衷，甚至发扬师父的治学路数，在研究方向上走得更远，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以及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就是这样的范例。虽然两种弟子最终的选择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共同参与使得原本局限于少部分人之中的“整理国故”，受到近乎整个文坛的关注，胡适的及门弟子在讨论中对师父观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胡适的追随者则在支持与反对间找到了自己社团的走向和定位。
类似“整理国故”的案例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亦不止一例，围绕它们的文学思潮或是文学论争，总体上看都推动了现代文学的发展。但在探究其意义之外，可以跳出评判某个运动进步或退步、保守或激进的标准，关注它背后所隐藏着的五四知识分子寻找新文学合理立足点的尝试和努力，探究现代师承关系是如何作用于某种观念的发生与发展中的，发掘活在历史中的人是如何兴起某个观念、聚集同人倡导这个观念，并使之最终演变成一场浩浩荡荡的文学运动的。由此观之，作为传统人际关系的师承关系，在经历了现代教育制度、五四新文化运动等的冲击后，其实并未沉沦式微，反而以新的形式和面目存在着，并具备了吸引、影响、聚合更广泛的青年的能力。所以，探讨师承关系对文学论争的参与，十分必要，也尤为重要。
本文原载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27辑
本期编辑：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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